1918年，薄雾清晨，旖旎西湖，水天一色，两舟相向，两人相对。

诚子看着熟悉而陌生的丈夫，泪眼婆娑：叔同，叔同……

叔同说：请叫我“弘一”。

诚子强忍悲痛：好吧，弘一法师，请问什么是爱？

弘一法师不悲不喜、亦悲亦喜：爱，就是慈悲。

不多时，他决绝而去，消失在天际中，留下诚子泪如雨下……

这是黄炎培在《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》中留存的经典桥段，也是电影《一轮明月》中演绎、后世被多次引用的著名片段。

第一印象，画面中主人公似乎是一位滥情的浪荡子、绝情的公子哥。

但深究之下，才惊觉他跌宕起伏、丰沛精彩的一生充满传奇甚至是神奇。

他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，是誉满天下的弘一法师，也是我国清末民国时期璀璨至极又归于平静平淡的典型人物。

他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公认百年难遇的“全才”“天才”，也是国际上声誉极高、惊才绝艳的“奇人”“神人”。

 

一、才艺卓绝

他又名李岸、李良，谱名文涛，幼名成蹊，学名广侯，字息霜，别号漱筒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晚号晚晴老人。

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，是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文化艺术大师，集音乐、戏剧、文学、诗、词、书、画、篆刻等于一身，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，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推向极致。

他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高僧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结合的优秀代表，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，与虚云、太虚、印光并称为“民国四大高僧”。

他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，是卓越艺术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，在美术、教育、哲学、法学、汉字学、社会学、出版学、广告学、环保等诸领域，均有创造性发展和贡献。

以音乐论，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者，是第一个引进西方乐理，并用五线谱编曲之人。他在国内首推西方“乐器之王”钢琴；他是“学堂乐歌”最早推动者之一；他主编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《音乐小杂志》；1905年，他编印《国学唱歌集》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，配以西洋、日本曲调，连同两首昆曲译谱合集而成，抒情类有《春游》《早秋》，哲思类有《落花》《悲秋》《晚钟》《月》等。

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《送别》。

1914年，上海。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。

好友许幻园，因资助民主运动破产，跑到他院子外，对着院子里大喊：“叔同，叔同，我家破产了，我幻灭了，我要离开了。”

之后，他转身挥泪而别，踉跄而去，雪地里只剩下一排深深的脚印。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他望着好友的背影，默默流泪，感慨万千，留驻雪地一小时有余。

回到屋内，他嘱咐诚子弹琴，含泪写下《送别》：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觚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这首由李叔同填词、美国福斯特作曲的旷世经典，词清句丽，蕴藏禅意，讲述的是人间美好之缘，描摹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，充溢的是生动感人的真情，构筑的是人生的天问风景。

“一音入耳来，万事离心去。”此后，它被几千名歌手在上万个场合传唱，并被作为电影《早春二月》《城南旧事》主题歌、插曲。

初听不知歌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凄婉悲怆的歌曲里赋予太多的离愁伤感、太美的动人意象。103年以后，被称为“行吟诗人”的民谣歌手朴树在唱这首歌时，情不自禁，泪流满面。这个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也成为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之一。

朴树后来说，如果这个词是我做的话，我宁愿当场死去。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这首歌。

以绘画论，他堪称中国现代美术之先驱，尤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，是中国油画鼻祖，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，是第一个引进西方美术并引领中国新美术征程之人。他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，组织西洋画研究会，他编撰的《木刻版画集》《西洋美术史》《欧洲文学之概观》《石膏模型用法》等著述，皆创下同期国人研究第一。其炭笔素描《少女》、水彩《山茶花》、油画《祼女》和《自画像》等作品名扬中外。

八大山人的白眼八哥、黄永玉的闭眼猫头鹰，讽刺、发泄意味较浓厚。而他的画作，皈依本心，禅机淡然。

2023年5月5日，国家文物局公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，李叔同等41位文化艺术大师的书画，不许出售到国外。此举是为了更好保护大师们的旷世巨作。

以书法论，他的字堪称世上翘楚，犹如浑金璞玉，清凉超尘，精严净妙，娴雅冲逸、富有乐感，朴拙中见风骨，以无态显万态，堪称中国书法中的逸品。

历史上，贯休、皎然、齐己、智永、怀素等高僧，虽身披袈裟，但修行并不恳切，实质上是寄身于禅院的浪漫艺术家。

他则不然。有评论认为，出家前，他的书法得汉魏六朝之秘，笔法雄健、豪迈，书体灵动、秀逸，不拘一格；出家后，他以书表法，以书结缘，以书醒世，透示戒定慧三学圆明的馨香，庄严中不失鲜活，冲淡朴逸，恰如他自己所言：“朽人之字所示者，平淡、恬静、冲逸之致也”。其书法已入化境，超凡脱俗，浑然天成，温婉清拔，恬静淡雅不失风骨，蕴含高深佛法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他的字与南社名僧苏曼殊的画，时人并称“双绝”。郭沫若、王一亭等名人以得到他的一幅字为荣。冷峻如鲁迅，从内山完造处“乞得”法师手书一张，喜不自禁，在日记里写下“朴拙圆满，浑然天成。得李师手书，幸甚！”

以戏剧论，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、中国话剧的奠基人，创办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“春柳社”。

周恩来总理曾对曹禺说：“你们将来如要编写《中国话剧史》，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。他是传播西洋绘画、音乐、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。”

以诗词论，他在近代文学史上亦占重要一席。客居上海时，他将诗词手录为《诗钟汇编初集》，在“城南文社”诗友中传阅，又结集《李庐诗钟》。出家前，又将20多首诗词制成书卷。

以篆刻论，他是西泠印社元老，与吴昌硕往来频频；亲自发起成立印学团体——乐石社，定期雅集，编印作品集和史料汇编，领风气之先。

以育才论，他执教大江南北，作育英才无数，奠定中国近代绘画界基础，中国第一代音乐老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。他悉心培养学生，后来成为文化名人、大家的有：丰子恺（中国现代漫画先驱）、刘质平、吴梦非（音乐教育家、中国美学界奠基人）、潘天寿（国画大师）、李鸿梁（中国近代画家）、钱君匋（中国装帧艺术开拓者），以及晚年成为新加坡艺术大师的陈文希等。这些人才几乎撑起民国时期文艺界的半壁江山。

以佛法论，皈依佛门后，他一洗铅华，潜心戒律，笃志苦修，实践躬行，近世佛教界备受尊敬的律宗大师。他耗费数年，写就《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》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》等名著，远传日本和东南亚各国，在佛教徒中有巨大影响和崇高地位。

他开创了中国无数个第一。

他所从事的各个领域都做到巅峰与极致。

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重要一笔。

他对中国的文化、教育、宗教事业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张爱玲说：“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，我从来不是的，至少，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外面，我是如此的谦卑。”

林语堂说：“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，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，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。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，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，跳到红尘之外去了。”

 

二、遍尝喜悲

1880年（光绪六年），他出生于天津一个巨富盐商家庭。

其父李筱楼为津门煌煌巨族“桐门李家”当家人。据说，他为道光甲辰（1844年）进士，和李鸿章、吴汝纶并称“晚清三大才子”，与李鸿章关系甚好。

他任职吏部七年，官至吏部主事，以功得四品衔花。后致仕经商，成一方巨富，初期业盐商，后事银行业。

其母王凤玲，侍女出身，有较高文化修养，善诗文，对李叔同关爱有加。

李莜楼和其妻都虔诚信佛，一生乐善好施，兴建学堂，照顾穷苦。李在天津被称为“李善人”。

可以说，他是含金钥匙出生、典型的“富二代”。

据传，他出生当日，有喜鹊衔松枝至，家人都认为这是天降祥瑞。

但因母亲是小妾，他自小几无朋友，沉默寡言。

5岁时，他第一次面对重大变故。李筱楼病重，自知不起，延请高僧，在卧室内诵《金刚经》，不许一人入内，唯叔同能入内探视。

不久，李筱楼溘然长逝，身后备极哀荣——李鸿章亲自为祭仪“点主”。李家声望，此刻巅峰。

李鸿章节操一般，眼光却是一流。他大赞叔同：“此子今后必成大器！”

但对他来说，此刻却很苦涩。身为庶子的他，虽仍锦衣玉食，却总觉得“低人一等”；母亲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在大家族中遭尽白眼。这让年幼的他体会到世情冷暖。

十年后，他写下诗句：“人生犹如西山日，富贵终如瓦上霜。”可以隐约品出当年内心阴影。

幸运的是，他还被称为“少年神童”：他于兄长文熙处受严格的启蒙教育，按时完成“作业”，这对他日后的学识渊博影响深远；6岁，他就已认识不少字，可朗读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譬》等；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，７岁时便能熟读《文选》；12岁时，他已开始练习多位大家书法，尤其是作词，令人称奇；17岁时，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文骈文，他最喜欢的是王维诗词，他写词每句都拿捏极准确，连老师都惊叹；又随唐敬之习书法篆刻；18岁成婚后，兄长从家产中拿出30万元给他家用，拿到巨款后，他花巨资买下一架钢琴，“半路出家”学习音乐，并尝试作曲。

19岁时，正逢“戊戌维新”运动，他认为“非变法无以图存”，自刻一联云：“南海康君是吾师。”表明志向。但变法失败，让世事无常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他心上。

此后，京津当局疑他与康梁有关，他为避祸，带着母亲和妻子移居上海。

他开始效法柳永，纵情声色，逃避现实，成为“风流才子”。

25岁时，他遭遇第二次重大变故。他刚出生的孩子夭折，且祸不单行，母亲也因伤心过度，染病离世。

叔同出门去挑选最名贵的棺木，母亲却与世长辞，他没有一丝心理准备，更没有机会告别，终生引以为憾。

子嗣刚逝，至亲又离，悲痛欲绝的他一度改名“李哀”。

回到李家，想让母亲走得体面些，他提出给母亲举办一场盛大庄重的葬礼，可叔父和二哥却极力反对：“按旧规，外丧不进门，你母亲只是妾室，没资格安放在李家。”

绝望的他心在滴血，他看清俗世的真面目，素来内向、善于忍让的他爆发了：他摒弃封建旧规，将棺椁由正门抬进老宅，摆在大厅正中；举行西式葬礼，不穿孝服，不下跪，不哭不悲，自弹钢琴，唱追悼歌——这是他为悼念母亲所作《梦》：“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，在天之涯。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，时恍惚以魂驰。……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，叹生别离。月落乌啼，梦影依稀，往事知不知？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，感亲之恩其永垂。”以此为母亲争取尊严，对俗世表示不满。不成“体统”的行为却感动了在场所有人。

这场葬礼，与千年前南北朝时期阮籍母亲的葬礼极其类似。他们对母亲都极其爱重，也对生命已有相当参悟。

料理完丧事，他把救国希望和人生抱负寄托于海波之东的邻邦，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。

他羡慕明治维新西化成果，对西洋艺术全面研攻。他在上野美术学校西画科随黑田清辉等学习，又入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。西方写实主义教育体系，与中国传统以“修身齐家”“以学致仕”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不同。中国传统绘画，固然有博大精深的一面，而西方美术也具有独特力量，它能表现社会生活万象、深入精神生活。

他力促二者融合，确立“以美淑世”“经世致用”的美育观念和教育救国理想，影响了一大批人。

日本《国民新闻》曾专访其画室，他的油画稿等，笔致潇洒，令人赞赏。这些艺术珍品，他在1918年前被寄赠给北京美术学校，可惜大多失散。1940年，泰戈尔邀请李叔同将他的作品送欧洲举办的世界美术展，竟一幅都找不到，只好作罢。

他英文很好，曾细读原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还与欧阳予倩等共同创办“春柳剧社”，此乃我国历史上首个话剧团体。第一次公演《茶花女》，他男扮女相，轰动一时；《黑奴吁天录》他也任主角，声誉鹊起。第一次演剧时他所写的戏单印刷品，被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珍藏。

1910年，他携妻归国。

1911年，因清政府将盐业改为“官盐”，李家损失近百万元，他经济陷入困境，也不再是桐达李家的翩翩三公子。

他深感人生苦短世事无常。为了养家，他自食其力，兼任数职，闲暇时从事金石研究、诗文创作。

夏丏尊《平屋杂文》中有好几篇写叔同，对“畏友”充满敬佩：“李先生教图画、音乐，学生对图画、音乐看得比国文、数学等更重。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。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，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，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……这好比一尊佛像，有佛光，故能令人敬仰。”“综师一生，为翩翩之佳公子，为激昂之志士，为多才之艺人，为严肃之教育者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，而以倾心西极，吉祥善逝。”

1918年，他毅然决然，脱离红尘，弃教入佛。

此后23年，他锡杖芒鞋，黄卷青灯，晨钟暮鼓，布经传道，传经布道，救助百姓。他操行至苦，常年跣足芒鞋，孑然一担，云游各处，在闽南历时14年之久，将失传700多年的南山律宗发扬光大，终成律宗一代大师。

 

三、风流不羁

民国才子多风流，叔同亦不能免俗。

天津。

少年叔同曾迷恋京戏名伶杨翠喜，二人常互通诗文，你侬我侬。

1897年一日，他忽见报童吆喝：“天津第一名伶杨翠喜沪上夺魁，一出《拾玉镯》令申城万人空巷！”

人生若只如初见。买了报纸，他展开一看，杨翠喜盛装出演的巨幅照片让他震惊：齿皓腮红，秋波流转，千娇百媚。

此后，去戏园看望杨翠喜，成了他的日常。

不久，杨翠喜也迅速爱上长相清俊、儒雅脱俗的纯情少年。

这一年，叔同17岁，翠喜19岁。

但初恋很快成为梦幻泡影。他因事去了上海，等他回津，翠喜已被人重金礼聘，送到北京“孝敬”载振小王爷了。

于万千人群里遇见容易，可甫一分手即生死契阔。翠喜离开，令叔同陷入极大痛苦。

母亲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。她为儿子挑选了茶商的女儿——俞蓉儿。

这一年，叔同18岁，蓉儿20岁。

蓉儿是大家闺秀，面容清秀、知书达理、性情温和、传统刻板。

在他眼里，却没有看到翠喜时怦然心动、心神激荡之感。

婚后第四日，他忽然开口：“你识字吗？”简单的话语，令蓉儿惊喜不已。

她恪尽职守，照顾婆母，还为他生下三子——长子不幸夭折。

多年以后的1918年，叔同剃度后第三日，蓉儿母子三人，在寺门外长跪不起。

蓉儿将额头叩得鲜血直流。法师才答应见一面。

蓉儿悲喜交集，抓住法师胳膊，哀求道：“三郎！您还俗吧！跟我和孩子们回家吧！”

18岁的准儿也哭诉道：“爸爸！您为何这样狠心？您对得起母亲吗？这么多年，她独自一人把我和弟弟拉扯大，愁白了头，熬干了心血！……”

“老衲已属于佛，属于众生！天色不早了，三位施主还是趁早回去吧！”法师说完，疾速离去。

他身后，一声声悲戚哭喊久久不绝。

4年后，蓉儿积郁成疾，病逝于天津，终年45岁。

法师欲北上奔丧，无奈适值“直奉大战”，不能成行。

上海。

青年李叔同可以在沪上任意取钱，出手阔绰，也因为才气，他在上海认识了不少著名人物。

他入南洋公学，从蔡元培受业，与邵力子、黄炎培、谢无量等人同学。特别在蔡元培教导下，他的才气被激发。当时著名的话剧《白水滩》《黄天霸》等都由他出演。

柳亚子是著名爱国诗人，也是南社主帅。一个是艺术天才，一个是南社堂主，早在清朝末年，两人就相互仰慕、相见恨晚。叔同回国后，两人再次相聚，以文会友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前，他们一直交往密切。

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“沪学会”，参加者多为一时俊杰。而他应征的文章，名字屡列为第一。

20岁时，他搬到许幻园家“城南草堂”，与袁希濂、许幻园、蔡小香、张小楼结金兰之谊，号称“天涯五友”，极具纨绔之风。

此时，他纸醉金迷，逍遥自在。但他仍时常感觉到孤寂，直到遇到诗妓李萍香。

她本是名门望族，聪慧过人，8岁便能作诗，后来家道中落，被骗卖青楼。因她精通琴棋书画，很快红遍上海滩，成为“海上之花”。

此时，“他带着一个丝绒碗帽，带着一方美玉，曲襟背心，身上的衣服是花缎袍子，他的头抬得很高，英俊之气，流露于眉宇之间。”真是风流倜傥、多才多艺，虽有妻子，但有众多女子对他崇拜不已。

两人风华正茂，互为知己。

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降临。

他们常席地而坐，饮酒作诗，风花雪月，浓情蜜意。直到母亲病故，二人才分开。

每个人都有归宿。他们的归宿并非彼此。临别时他赠诗给她：“如何十里章台路，只有花枝不解愁。”

才子佳人、风花雪月的故事，终究也是镜花水月。最终也如他自己所言：“奔走天涯无一事。何如声色将情寄，休怒骂，且游戏。”

东京。

1907年，这一年，他遇上红尘里最后的挚爱——春山淑子。在他的传记和文字里，她也被称为诚子、雪子或叶子。

学习西洋绘画，需裸体模特。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从身边走过，刹那间，他觉得那丽影就是寻觅已久的模特：冰肌玉骨，纤尘不染。

他创作的著名画作《半身裸女》，原型正是诚子。这幅油画一直收藏在中央美院美术馆，是该馆镇馆之宝。

没想到，诚子很快就答应了叔同的请求。

他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。此后，刘海粟也开始引进女模特写生。

美丽纯真的她入了他的画，才华横溢的他入了她的心。

“小桥独立了无语，瞥见林捎升曙曦。”这是李叔同在与诚子春游后，特意创作浪漫唯美的《朝游不忍池》中的诗句。

回国前，诚子正式提出与他结婚。1910年，他们一起回中国。

从1906年开始，诚子与他共同生活12年，并有一个儿子。

这12年，应是诚子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吧。

回国后，他把诚子送到上海，住进法租界海伦路一栋宽敞的公寓里，然后回天津，找了份差事。

杭州。

1912年，他任职于上海城东女学，教授国文、音乐。不久，又被太平洋报聘为主笔，兼主管文艺副刊及广告。

再后来，入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，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。

此时，他将特长和才气发挥到极致，艺术也进入全盛。

他说：“人做得剔透玲珑了，便是艺术。那时你可以舍生取义，你可以视死如归，你可以视金钱如粪土，你可以视富贵如浮云，你可以视色相如敝屣。”

此地，他与诚子琴瑟和鸣，一共5年。

此后，诚子与他、日本家人断绝联系。

据说，她辗转至偏远的冲绳，在一家乡村医院从事医护工作。1996年，她在冲绳老屋谢世，享年106年。

又据说，遗物里仍保存着叔同的一只手表、一绺胡须、一封家书以及手写的《送别》等。

 

四、爱国爱教

晴天霹雳、震惊中外。叔同在西湖出家的消息，传遍全国，震惊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，甚至传遍海内外，成为无数人猜测议论的神秘话题：一位半世风流的翩翩佳公子、万人景从的艺术大师，为何要皈依三宝？

须知诸相皆非相，能使无情尽有情。从他出家前写给诚子的一封信中，或许能看到些端倪：“……做这样的决定，非我寡情薄义，为了那更永远、更艰难的佛道历程，我必须放下一切。我放下了你，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。这些都是过眼云烟，不值得留恋的……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，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。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，全数由你支配，并作为纪念。人生短暂数十载，大限总是要来，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，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，愿你能看破。”

一入佛门，红尘皆抛。然而，他伤的又岂止诚子一人。

出家后，他曾劝说家人信佛，嘱咐孩子做事就要从事教育，此后再无音信。

家人偶尔会给他寄信，他看都不看就让它原路返回。

1926年后，侄儿李圣章留学归国后，任北京大学教授，曾专程到寺院探望他，劝其还俗，等待一周，无功而返。临别时他赠予手抄《华严经》一本及旧僧袍一件。

面对友人和“粉丝”，他同样狠心。为避免让自己的心受到俗世影响，他谁都不见，在禅房贴上“虽存若殁”四字。

他对自己更加狠心。

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他杜绝一切财富和舒适的生活。被子、衣物，是出家前置办的，补了又补，洋伞用了30多年。所居寮房，除一桌、一橱、一床，别无他物；以衣服代枕；一件衲衣缝缝补补200多处，四季穿着补缀的罗汉鞋，一天只吃两餐，白开水煮菜，一顿只吃两个菜。他对每日作息时间也非常苛刻，他坚持过午不食，下午准时打禅，一到黄昏就睡觉。

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也许这才是他的真实处境吧。

对于他的皈依，丰子恺也解释说，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。我以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层：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……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……有一种人，“人生欲”很强，脚力很大，对二层楼还不满足，就再走楼梯，爬上三层楼去。这就是宗教徒了。他们做人很认真，满足了“物质欲”还不够，满足了“精神欲”还不够，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。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，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，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。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，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，宇宙的根本，这才能满足他们的“人生欲”。

丰子恺的人生“三层楼”理论与丹麦“存在主义之父”齐克果的“人生三阶段（即审美阶段、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）”理论异曲同工。

他说：“我想通了，一切世间的艺术，如没有宗教的性质，都不成其为艺术。但宗教如没有艺术上的美景，也不成其为宗教。”“人类与生俱来的哲学质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有智慧、有器识、有定境，才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。”也许这是他的真正抉择吧。

无独有偶。托尔斯泰晚年离家与李叔同中年出家也有相通之处。

托尔斯泰出走，给妻子的信中说，想用尽全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想独处，即使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与信仰和良心完全和谐，也不能让它明显对立。

托尔斯泰和妻子纠缠战争半生、离家出走，竟因索菲亚非要看他的日记，而他宁可抛弃一切捍卫自己生命最后的一点私权——写日记是让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独处，不容他人偷窥。

艺术上造诣炉火纯青，却难以解决心中的人生终极问题。李叔同和托尔斯泰一生都艺境天成，在名利如日中天之时顿悟，毅然逃离凡尘，殊途同归。

行云流水一孤僧。他是没有自己寺院的云水和尚，是律己至严的“苦行僧”，不收徒众，不主寺刹，坚持戒律，身体力行，苦行修道。他一袭僧服，竹杖芒鞋，三衣一钵，孤云野鹤，跋山涉水，云游东南各大僧院，精严寺、海潮寺、井亭庵、玉泉寺、庆福寺、莲花寺等，讲经弘法，让人们一心向善。他一心参悟佛法，精勤钻研修持，悉心研究贯通，先修净土宗，后修最重修持的律宗。45岁时，拜印光为师。特别精研《戒本疏》《羯磨疏》等，立誓学戒宏律，将失传已久的律宗发扬光大，精研和校勘《华严疏钞》。

光阴转瞬24载。他使从唐代以来灰暗不明的南山密宗，重新整理和发扬光大，出现复兴曙光。他是将佛教引入西方的第一人，逐渐改变佛教在世界上的形象。

他并非关起门来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
无论是人间才子叔同，还是佛门大德弘一，都是坚定的爱国者。在民族渴望独立、复兴的乱世，这尤难得、最可贵。

他年轻时就怀大悲济世之心：19岁就为推翻封建帝制而奔走，企望以维新变革救苦难的中国；变法失败后，避难上海，寻求救国之道；26岁，又远渡东洋求学求救国救民真理，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参与反清斗争。

他早期出版《国学唱歌集》，被收录为当时的中小学教材，《祖国歌》《我的国》《哀祖国》《大中华》，是较早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。它们爱国主题鲜明、感情充沛，不仅流行于当时，且传留于后世。

特别是代表作《祖国颂》，字里行间充满强烈的爱国热忱。一经传唱，风靡一时。

东渡日本留学前。临行填了一阕《金缕曲》，留别祖国：

被发佯狂走。

莽中原，暮鸦啼彻，几枝衰柳。

破碎河山谁收拾，零落西风依旧。

便惹得离人消瘦。

行矣临流重太息，说相思刻骨双红豆。

愁黯黯，浓于酒。漾情不断淞波溜。

恨年来絮飘萍泊，遮难回首。

二十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。

听匣底苍龙狂吼。

长夜凄风眠不得，度群生那惜心肝剖？

是祖国，忍孤负。

该词悲愤、激越，迄今读来，叫人惊心动魄。

此外，《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》《哀国民之心死》等不少爱国佳作，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。

在日本，他写下《我的国》：

东海东，波涛万丈红。

朝日丽天，云霞齐捧。五洲唯我中央中。

二十世纪谁称雄，请看赫赫神明种。

我的国，我的国，

我的国万岁！万岁万万岁！

辛亥革命以后，他填《满江红》一阕，依旧壮怀激烈：

皎皎昆仑，山顶月、有人长啸。

看囊底、宝刀如雪，恩仇多少。

双手裂开鼷鼠胆，寸金铸出民权脑。

算此生、不负是男儿，头颅好。

荆轲墓，咸阳道。

聂政死，尸骸暴。

尽大江东去，徐情还绕。

魂魄化成精卫鸟，血花溅作红心草。

看从今一担好山河，英雄造。

词中饱含的拳拳爱国之心，令人动容。

“辛亥”以后的旧中国，并非如希望的那样一片光明，清政府被推翻了，却代之以军阀统治，社会黑暗腐败，理想抱负难以实现，使他深感苦闷和孤独。他不满黑暗现实，满腔爱国激情化为“男儿若论收场好，不是将军也断头”等诗句。

据刘质平回忆，国民党慕法师名，多次派人劝说，请他做国民党的政治和尚，并请他用双款为蒋介石书写对联，软硬兼施，都被法师坚决拒绝，并谢绝会见，始终不给一字。但是普通农民请他写字，则十分容易，如距寺院较近，有时还亲自送去。伟大人格，可见一斑！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他尚在青岛湛山寺。山东大学张希周等人，两次拜谒，请教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。他告诫学子：“佛门忌杀，但为抗日救国，应当不惜死！抵抗日寇为救同胞，是大仁大勇行为；杀日寇是灭魔，与佛法不违背。”

1938年，日本舰队司令久闻弘一大师盛名，专程寻访，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，他坚持“在华言华”而拒绝。日寇又道：“论弘扬佛法，敝国的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，法师若愿命驾，吾当奏明天皇，以国师礼专机迎往……”他大义凛然，断然回答：“出家人宠辱俱忘，敝国虽穷，爱之弥笃！尤不愿在动荡时离去，纵以身殉，在所不惜！”浩然正气的数语浸透着人格力量，体现出中国人的尊严。

友人担心他的安危，纷纷劝其撤离，他却坚持留下：“为护法故，不怕炮弹”。且大书无数条幅相赠数位友人：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，还加上跋语：“佛者，觉也，觉了真理，乃能誓舍身命，牺牲一切，勇猛精进，救护国家，是故救国必须念佛。”

他还在居室门上题额：“殉教堂”，以明其志。

厦门沦陷后，一日，他在斋堂用餐，忽然潸然泪下，对弟子说：“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，所饮乃温陵之水，身为佛子，于此之时，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，为我如来张点体面，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！狗子尚能为主守门，吾人一无所用，而犹腼颜受食，何能无愧于心？”

一座僧众，闻之肃然起敬。

后来，面对日寇暴行，他号召僧众“爱国之心，当不后人”，倡议组建晋江县佛教战时救护队，为抗日出力。

这年，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，悲观失败情绪弥漫。他为画家李明信书写横匾“最后之胜利”，显现日寇必败、中华必胜之信心。

该年，毛泽东主席发表光辉著作《论持久战》。

许多文化名人都颇钦慕大师，与之结为“方外之友”。

1939年，他在泉州度60寿辰，忽收到柳亚子祝寿诗：“君迹异心礼释迦佛，我拜马克思。大雄大无畏，岂异。闭关谢尘网，吾意嫌消极。愿持铁禅杖，打杀卖国贼。”

在场的人见到这首诗，莫不缩颈咋舌，可是他微微一笑，提笔回诗偈：“亭亭菊一枝，高标矗劲节。云何色殷红，殉教应流血。”柳亚子读后叹道：“呜呼，洵可谓善知识矣！”并作《怀弘一上人》文。

郁达夫曾到福建拜访他，竟也产生出家念头，希望追随大师步履。法师对他说：“你与佛无缘，还是做你愿做的事情去吧！”赠其著作数种。郁达夫后来因英勇抗日，被日本宪兵残杀于苏门答腊。

1942年10月13日，在弟子妙莲等人助念声中，他安详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。

此前三日上午，他强支病体为前来探视的弟子黄福海题词。下午6时入定后醒来，在题词的草稿纸背面，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大字。

就内涵而言，叶圣陶说，“悲”见有情，“欣”证禅悦。

就书法而言，一痴说，弘一法师出家后，诸艺皆弃，唯书法不去。不去的书法是跟着法师一起出了世！锋芒敛尽，圆融无碍，笔端不含世情，点画不见烟火。清代刘熙载说怀素的草书是“悲喜双遣”，然而法师绝笔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却于运笔中又见提与按，笔画中又见藏与露，结字中又见欹与正，墨色中又见枯与润。

此绝笔，是清末民初王国维人生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第三境，也是宋代禅宗青原唯信修行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第三境。

落日归山海，悲欣耀星辰。62个流年，在俗39年，在佛23年；从文化到艺术，从教育到佛教，至此，他走完人生旅程。

 

五、大师之“大”

一千个读者心中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

该如何评价他呢？

首先，他是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

有人说，他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一个完人。

这并不确切。他并非完美。

但说他铁石心肠、抛妻弃子，则有失公允。其实，出家前，他给母亲上完坟，把所有财富都给了妻子，够他们生活两辈子；说他忘恩负义、绝情断友，也不公平。他把所有名利抛弃，将所有珍藏书籍、衣物等赠给好友、学生，油画、水彩画作品，寄赠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；金石作品及所藏名家金石作品，赠给西泠印社；一一安排妥当后，心下安然。

人生很少完美。那些风流奢靡的过往，也不该被掩埋。因为有了它们，才让他显得有血有肉、真实生动。

他曾说，做人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虚伪，行事光明磊落，即使做错了，也要坦然面对。

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与艺术至臻：他以诗赋文章、金石书画、戏剧音乐的无所不精，构成旷世奇才的人格魅力；他从荣华富贵中抽身，挣脱名闻利养桎梏，构成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；他在进入不惑之年、声望如日中天时，遁入空门，选择潜修南山律为终身奉持的苦行僧生活，最可贵他又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”，以佛教的大慈悲和大觉悟来救国救民，成一代爱国爱教典范。

赵朴初评价他：“深悲早现茶花女，胜愿终成苦行僧，无尽奇珍供世眼，一轮圆月耀天心！”

他的身上似乎兼具仓央嘉措、纳兰性德、贾宝玉的影子。但他尚觉德行欠缺，给自己起名“二一老人”，依据的是古人诗句“一事无成人渐老”和清初吴梅村临终前诗句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。

知师莫若徒。丰子恺如此勾勒他一生：“少年时做公子，像个翩翩公子；中年时做名士，像个名士；做话剧，像个演员；学油画，像个美术家；学钢琴，像个音乐家；办报刊，像个编者；当教员，像个老师；做和尚，像个高僧。”“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，又变而为教师，而为道人，四变而为和尚。每做一种人，都十分像样。”“生而为人”评价最是恰当。

其次，他书写“两段传奇”。

有人说，李叔同和弘一法师是两个人。

这也不对。他们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正如荷花与莲子本是一体的两个阶段——开花为荷，结果为莲。

他的一生，以1918年为界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阶段：前半生，他是名扬四海的风流才子李叔同，惊才绝艳，如华枝春满，集万千才气与学识于一身，开文艺之先河；后半生，他是誉满天下的佛界大德弘一，清静澄澈，似天心月圆，意志坚定，苦行修行，将几近失传的南山律宗拾起。

他走一遭人世，写两段传奇；半世风流半世虚空，半世才子半世高僧。

余华在《活着》里说：“少年去游荡，中年想掘藏，老年做和尚。”似也可概括他的一生。

再次，他达到“三重境界”。

有人说，他悲观消极、颓废避世。

这种评述也不太合适。

他常说：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。”古人云：“文章一小技，于道未为尊。”又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”

他舍弃小爱，选择更艰难的方式去普度众生、善爱天下。不论选择正确与否，此种心性与毅力，让人自愧不如。

以儒家论，他从小我跃升到大我；以道家论，他从自我跃升到真我；以佛家论，他从小乘跃升到大乘。

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中说：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：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。他见了自己、见了天地，最终也见了众生。

最后，他有“四方面闪光点”。

有人说，他是真正的稀缺品，遗世独立，举世无双。

这有一定道理。他有四点尤其值得钦敬：

一是“凡事认真”的人生态度。在同事、同学们心中，他的形象最突出处是“认真”。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他做人苛刻律己，做事身体力行。

二是“勇猛精进”的艺术追求。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，又吸纳“新学”精华，促发了他积极用功、奋发有为的心态。即便人生如梦，不能久远，也要深情以待，尽情演绎。对于文化和艺术，他“做就要做到极致”，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。

三是“心系救国”的爱国情操。爱国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品格。无论是哪个时期，高尚的人格，远比高超出彩的艺术、富可敌国的财富更为珍贵。皈依佛门之后，他以唤起、提高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为己任。这种“宗教救国”理想，与他早年“教育救国”理想可谓一脉相承。

朱光潜曾说，他“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”。他一生言行，都充满悲愤爱国的激情，激励人们前赴后继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。

四是“爱即慈悲”的济世情怀。因为有爱，所以宽容；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他栖身佛门，用慈悲的眼光看待众生，用大爱包容世界，用智慧去度化世人。

陶尚芸说，人生的轨迹，是一次灵魂的旅程。人生的境界，无非浓缩为最通俗的三个词：看破、舍得、放下。

一念放下，万般从容。他看破浮华诱惑，舍得人间富贵，放下爱恨执着，舍下俗世，大彻大悟。他视富贵如浮云，将形寿为梦幻。他在歌曲《世梦》里说：“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庄生梦蝴蝶，孔子梦周公，梦时固是梦，醒时何非梦？”他在《人生有七然》中说：“来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尽其当然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争取必然，顺其自然。”

若无执念在心头，人生何处不清欢。面对俗世纷扰和人生困境，张朝阳，努力放下，涅槃重生，幸矣；李玟，不能放下，憾矣。

他如彩虹悬挂天宇，如飞蛾扑向佛光，如流星划过夜空。

绚丽至极，终归素简，但留下不朽传奇：至性至情，至真至朴，至善至美。

再回到文章开头的一幕：

西湖船上，两人相见，四目相对，久久无语。

诚子终于伤心责问：“你慈悲对世人，为何独伤我？”

法师从手上取下手表交给诚子，亦悲亦喜、悲欣交集：“你有技术，就算回到日本也不会失业。你回去吧。”随即划桨而去。

诚子泪洒西湖，不能自已。

这是我喜欢的心静如水、淡如菊的国宝级艺术家濮存昕，演绎的弘一法师。他曾在访谈中认真而深情地说：“饰演弘一法师影响我一生。”这句话，让我感动不已。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之一。

往事随风，流年似水。多年以后，诚子和我们终于读懂了弘一大师：

跌宕起伏，多姿多彩，大爱天下，慈悲众生，悲欣交集，百世流芳。